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中国任务-【资讯】

G20匹兹堡峰会的一个标志性意义，或许就在于它开启了全球经济秩序调整的序幕，敦促世界各国深刻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共同联手来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世界经济平衡增长，不是单个国家的义务，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不能由单一国家主导，而应由世界各国共同协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从不逃避属于自己的义务，也决不放弃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不论从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来看，还是从中国自身经济安全来看，加快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任务。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严重

金融危机爆发后，经过一揽子计划的实施，中国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进入企稳回升阶段，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7.1%，照此发展下去，实现今年保8的经济增长目标可以说毫无悬念。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经济结构失衡依然是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是需求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二是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扩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三是城乡结构失衡，二元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改变。这些都严重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中，我们主要依靠的仍是惯用的政府投资手段，民间投资尚未获得完全启动。同时，在大量投资刺激下，中间需求激增，产能过剩风险积聚，而消费增长依然缓慢，最终需求扩大仍困难重重。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G20匹兹堡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尽管各国都纷纷主张贸易自由，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在没有强有力制约情况下，欧美大国会随时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背信弃义，高举贸易保护大旗，以保护本国产业，拉动就业增长。此外，欧美各国的经济复苏还需要一段时间，G20匹兹堡峰会中国作出扩大内需承诺，相当部分外需要向内需转化。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势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逐步从“保增长、促增长”向“调结构、促消费”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变得刻不容缓。

经济增长模式要有根本改变

自“九五”计划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十多年过去了，此项任务仍然没有完成，经济相反却实现了低通胀高速增长，直到2007年通胀高企。近十年的低通胀增长得益于中国内外需的改善，其中外需的稳定增长是关键，使得中国长期推行的“赶超式”外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得以持续。但是，在增长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双顺差”规模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在国际产业转移中，中国处于生产价值链的最低端，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环境、资源破坏浪费严重，这些都成为诱发中国经济增长粗放的重要因素。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政府公共服务“短腿”，使得国内“消费抑制”现象严重。

加快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关键在于消除制约转型的国内外因素。从国内来看，主要还是在于经济体制方面，各种制度性因素、改革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开放性因素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彻底完成的结果，单纯用政策手段不能解决体制性问题，体制性问题必须采用体制手段加以解决。从国际来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经济理论“两只手”开始变为“四只手”，国际“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对国内经济的影响逐渐加强，而国内“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国内影响逐步淡化，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单是一己之事，还是个世界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仅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经济转型三个立足点

笔者认为，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应当具备三个基本的立足点：

第一，建立内需主导型经济模式。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从藏富于国转为还富于民；继续推动以“住、行”为重点的消费结构升级，以消费需求增强对工业化、城市化的拉动作用；尽快形成“纺锤式”的社会收入分配布局，为内需主导型经济模式构造坚实的增长基础。此外，要合理扩大政府消费，加大政府的社会保障投入和公共服务投入，消除因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出现的强烈谨慎性储蓄动机，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第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以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关键环节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重点调整要素结构，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以消除二元经济体制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重点调整城乡结构，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加速以城市为依托的新型工业化，加大对农业投入力度，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调节。在上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为全球金融危机所否定，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成为引发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摆脱国际因素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全球经济联动性增强，任何国家的单边调整都或多或少带来巨大的宏观经济风险。应该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改进，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货币区域合作，强化各种经济政策和机制的国际协调。（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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