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重回群众中去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青年时代令人震撼。

无论出身高干家庭还是乡下农家，他们或曾在陕北山坳里种地、拉煤、打坝、挑粪，或曾在中国最贫穷的县当大队书记；还有人曾在广东当起重搬运工，“几乎每天都要去扛水泥，每包50公斤。”新华社特稿说。

在2012年最后一周连续三天播发的“中共高层新阵容”系列人物特写中，新华社中英文通稿以罕见的数万字篇幅，对新一届中共高层领导的个人经历、从政道路乃至家庭生活，都做出空前细致的描述。

同时披露的还有大量难得一见的照片，其中一些领导人与家人的合影，像是直接从家庭相簿中抽出来一般，略略泛黄模糊，但朴实的生活气息却扑面而来。

面对当年面貌清瘦的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与一群农民围坐桌前的旧照片，“90后”网友用“酷毙”、“帅呆”来形容。

虽然时光早已飞速掠过，虽然当年的“蓝涤卡”已像是“古董”，但那种浓郁的“地气”让今天不到20岁的少年也被感染。

新加坡《联合早报》引用了一条评论：“（领导人）今天回到人间挺好，百姓会觉得我们是一家人！”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关于习近平的特稿用标题开宗明义。它其实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也是三大“法宝”之一—— 群众路线。

从这组特稿的细致描述中人们可以看到，新一代领导人从基层走来的艰辛脚印，而那些与很多同龄中国人非常相近的经历，大概也可以为中共十八大后新政风的由来和根源做出注脚。

在执政60多年后，背负面向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和建党一百年的执政诺言，中国共产党期待得到人民更加坚定的支持和信任。

十八大后的记者见面会上，刚刚当选总书记的习近平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他提醒，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中国的新领导人用曲折的个人经历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如今民众正在期待，他们领导执政党继续“到群众中”去的新实践。

田间地头走出的领导人

熟悉是信任的前提。

习近平在陕北插队的经历本来广为人知。但若非新华社这组人物特写披露那么多细节，人们恐怕很难想象，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他曾经经历如此平凡和艰苦的生活。

在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由于窑洞里跳蚤特别多，习近平被咬得浑身都是水泡，只得在炕席下洒农药粉来灭蚤。

在那里，农民们用习惯性的价值标准评价着这个来自大城市的年轻人：首先，他是个好劳力—— 能挑一二百斤麦子走10里山路长时间不换肩；其次，他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后生”。

由于逐渐赢得乡亲们的信任，“出身有问题”的习近平不但入团入党，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成为他锻炼成长、施展才干的第一个舞台。像大多数农村干部那样，习近平在修筑淤地坝时，赤脚站在冰中凿冰清理坝基。

那也是中国最艰苦的岁月。习近平把村里分配给知青的白面馒头分给乡亲们吃，自己吃糠窝窝。

另一个故事是，北京曾奖励给知青先进人物一辆带斗的三轮摩托车，那在当地是十分稀罕的，他却设法换成手扶拖拉机和磨面机、扬场机、抽水机等农用工具给乡亲们用。

1975年，习近平去北京读书的时候，他得到了一幅镶着“贫下中农的好书记”的镜框。

与习近平相似，李克强在70年代初来到中国最贫穷的县—— 安徽凤阳，在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他白天下田劳作，夜晚挑灯夜读。新华社特稿说：“他在那里深深了解了什么是贫困和饥饿。”

因为吃苦耐劳的品格和才干，李克强深得乡亲们拥戴，不久就担任了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曾经扛水泥的新常委

张德江在1968年从长春市来到延边的汪清县罗子沟公社。他是七队集体户的户长。因为“当地青年都赶不上的吃苦劲头”，张德江在知青中很有威望，并因此成为当时100多名知青中的第一名党员。

俞正声在张家口的无线电厂当技术员。刘云山在农村学校做教师，在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他于1975年开始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当了7年“农牧口”记者。

刘云山有一篇报道叫做《夜宿车马店》，因其文风独特的写作手法被当时的新闻界争相模仿，至今仍被中国新闻界视为范文。

不足千字的通讯，生动记录了他夜宿车马店的所见所闻。有一段关于车马店老炊事员周二旦的描写：他一边飞动着菜刀，一边乐呵呵地说，“俺在店里干了十多年，天天跟庄户人打交道。过去庄户人眉头上挽着疙瘩，如今，个个膘得脸上放光。那些年住店的，多数人拿的是红（高粱）黄（玉米）面窝头，舀两碗开水就着吃；现在可不一般了，拿着白面馒头还嫌不顺口，还要到街上买块豆腐割斤肉，打二两白干，人家就图那个美气哩！”

新华社还刊发了刘云山一张充满野外气息的工作照：1981年秋在内蒙古敖鲁古雅采访时与鄂温克猎民促膝交谈。

画面中刘云山与穿着同样简朴的猎民席地而坐，头顶是晾晒的猎物，中景是烧水做饭用的柴堆弥漫着青烟。

王岐山也在延安农村插队。正如人们所知，这种经历使他对农村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路向。

张高丽不满3岁时父亲就过世了，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和农民一起上山种田下海捕鱼。

1970年，他从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却被分配到中央大企业石油部茂名石油公司后勤部总仓库当起重搬运工，几乎每天都要去扛水泥，每包50公斤。

后来，张高丽曾用中学时的一首诗与南开大学师生分享自己的“艰辛”经历：“人生道路曲折漫长／不能没有理想／意志是多么的重要／当我孤独无援的时候／它给我力量／它给我希望……”

命运起伏跌宕，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经历。新常委们的故事和旧照片，在知青论坛中广为传播。很多人由此想起仍然留在农村的知青同伴们，他们中不少人像习近平和李克强一样，在那里成为大队书记。

对于目前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的两代人——知青一代和他们的子女，特稿引起的共鸣自然而然。就前者而言，这些领导人就是他们曾经苦挣苦熬的同伴；对于后者来说，他们拥有和自己父母一样的经历，“吃过一样的苦，这些情节我们都很熟悉，因为父母经常会提起。”凤凰网知青论坛的一名版主说。

“这样一代人，经历了上山下乡，了解人民的疾苦。对于践行群众路线，可以说具有很好的基础。”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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